江青和王光美恩怨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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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
刘少奇被打倒前奏 夫人风头盖过江青
　　1964年夏天，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去了十四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在中共-党内，陪夫人巡回作报告，刘少奇是第一人。毛泽东从没有这样做过，“文革”前夕，他最多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则更不可能坐镇现场让邓颖超作报告了。

　　1965年毛泽东与王光美在北京中南海欢送外宾

　　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步调基本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到后期，潜在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而且激起了千层巨浪。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越往后“左”倾色彩就越浓，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两人越走距离越远……
　　到了1963年11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开始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使得毛刘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为以后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根。善于无风也起浪的江青借题发挥，说王光美开了夫人参政的先例，为她自己政治登场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
从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回忆中也可看出王光美下去蹲点的勉为其难：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的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五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意。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少奇十分看重基层第一手调查材料的真实性。为了掌握基层真实情况，他不惜自己多病的身体睡在家里的地板上，也要让妻子去替他完成搞调查的任务，国家主席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的确让人动容。
　　王光美毕竟不在中央高层，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心思。她的《桃园经验》肯定不会符合毛泽东“根子在上面”的要求;所以越到后面，毛泽东就越不满意，大家也就愈加地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整个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激语言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十分明显。不仅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感情，也使得各级负责人的神经变得相当敏感。
起初，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还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于是这个《桃园经验》也成为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在各种场合大力推广，要求全国学习。

　　1964年夏天，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去了十四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在中共-党内，陪夫人巡回作报告，刘少奇是第一人。毛泽东从没有这样做过，“文革”前夕，他最多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则更不可能坐镇现场让邓颖超作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