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过滤掉暴力和色情的镜头，一样能拍出绝顶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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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Marc Riboud的网页，迎面几行大字：

他见证过战争暴行、文化压抑，但拍摄的照片更多是抓住日常生活，Marc Riboud曾表示自己无心担起“记录历史”的重任或“献身政治”。他半个世纪往返中国20多次，捕捉了一些有趣的画面，被西方某些批评家斥责为“有意掩饰中国的丑陋面”，他倒是满不在乎。2010年他来上海做展览时，还有中国摄影师在街头碰到他对着民工兄弟摁快门。

1923年出生于法国里昂，14岁开始用父亲的袖珍柯达相机拍照。二战时他在抵抗运动中十分活跃，战后在里昂中央理工学院进修工程系，一直到1951年都在里昂工厂里做工程师。休假一周去拍照期间，激发他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回到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布列松、卡帕和David Seymour，1953年加入了马格南。

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是Eiffel Tower Painter，拍摄于1953年的巴黎。

接下来的几十年就是周游世界，在女作家韩素音的建议和帮助下，1957年他来到中国，是首批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之一，后来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

年轻时，对比下张，拍照姿势没变。

Marc Riboud和巩俐在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Shanghai Triad》(1995) 剧组。

抓拍的照片几乎记录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历史档案，他也骄傲地自称徘徊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次数比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还要多。

Anshan, 1957

Steel factory, Liaoning, Anshan, 1957

China Girls, Friends, 1957; Aristocrat in Beijing, 1957

Beijing, 1957

Forbidden Citu under the snow, Beijing, 1957

Beijing, 1957

他形容当时的北京，整个城市只有三、四百辆小汽车，和现在的情形大相径庭。受官方接待去工厂参观时，他会故意“迷路”，离开翻译和团队去拍照。还有一些官方接待在他看来是“制裁之旅”，比如被迫观赏做汤圆、水饺之类的点心。

1965年的北京（上+左下），In the train to Guangzhou, China, 1957（右下）

1965年的北京

Divorce, Beijing, 1965

Fine Art School of Beijing, 1965

Marc Riboud不喜欢“见证”（Witness）这个词，60年代他常去越南进行拍摄，只是想去看看人们嘴里谈论的正在发生的事，同时保持一定距离，在中国也是，他不曾学习汉语。有人说“如果你要拍工人，自己就要做工人”，他说：“不，我要保持外来人的新鲜视角。”

Young red guard in front of the People Palace, Beijing, 1971

Beijing, 1980

拍毛泽东。“我当时很紧张，很怕踩到毛泽东的脚。”

拍周恩来。“我非常钦佩周恩来，他非常睿智。他在延安时受过伤，握手时和别人的姿势不一样。”

Province de Hebei，1985; Anhui province,Huang Shan,1985

Pointé du doigt, Huang Shan, 1985

Anhui,Huang-shan,1985（黄山这个系列真是太漂亮了）

Shanghai,1993

Shanghai, 2006

Marc Riboud身上经常挂好几台相机，黑白拍完拍彩色。为了保证视觉效果的真实，较为习惯使用徕卡M6型相机，配35毫米镜头。

西藏系列

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自己是会刻意避开色情和暴力的人，Frank Horvat说大部分摄影师都会去拍色情或者刺激的画面，你为什么不拍？Marc Riboud说，要拍裸女的话，得花钱找模特，或者拍自己的爱人，这两种情况都令他感到不安。“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徜徉在全是裸女的森林里，可惜没有，我也不知道如何布置出一个色情的场景。如果刚好路过上演激情戏的情侣，可能的话……但我的害羞会让我停手，而我又想摁快门，最后还是会陷入煎熬。”

London, England, 1954

Iran, 1955

Afghanistan, 1955

Japan, 1958

Construction du paquebot France, 1959

Ghana, 1960

Cuba, 1963

Washington, DC, 1967. M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Saudi Arabia, 1974

以上是他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一张好的照片能够感动人，而不是传达什么信息。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已。”在

Marc Riboud看来，

摄影作为记录证据的想法是纯扯淡，照片不会是任何现实的证据，还不及去公交车上听人闲聊更接近现实。我们只能记录细节，记录世界的细碎片段。尽管一些照片拼凑出来的细节会传递出某种观点，但不该是评判的依据。

今年8月在巴黎Polka画廊展出了他在中国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最后得说下他和美国前第一夫人Jacqueline的合照，80年代初Jacqueline随贝聿铭一家来中国玩，遇见同在北京的老友

Marc Riboud

，一时兴起居然去拍了张中式结婚照。（当时Jakie已经是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妻子了）瞧这红扑扑的脸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