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看看一个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处于价值观真空期

userzzn · 发表于 2011-1-4 20:35:56

　1998年12月底，第一次出国的我，充满着对中国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坐上了飞机。对当时的我而言，中国是一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迎接踏上北京首都机场的我的是穿绿色军服的解放军严峻的眼神。　　当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了一个月的汉语课程。我还经历过从来没有想象的事情。有一天，我到附近的一家较大商店买东西，冷默默的收银员结账找零时，竟然直接把纸币似乎“扔”给我。这立马给对中国充满热情的我泼了盆冷水。后来我在学校的安排下跟同学们一起浏览了紫禁城、长城等文化古迹，观看了京剧，还在街上亲身感受到大妈们的扭秧歌。这样，我开始慢慢地了解中国，而且我对中国的印象也经过了不少变化。　　好事不会持续很久。一转眼一个月的课程就结束了。当时我想利用那次来中国的机会，去更多地方看中国的实际情况。我翻了比韩国大近一百倍的中国地图后，琢磨了半天还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儿。通过打听已在中国待较长时间的朋友和自己的研究，最后我决定去上海、西安等几个城市。我生中第一次坐过夜的火车到达上海后，就去了淮海中路。路上的公交满身画着蓝色的百事可乐广告，马路旁的广告牌充斥着洋模特的红文胸广告。这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我改变了对中国的第一个想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时，我待在中国的短短的两个月没有让我足够地了解中国。时隔4年的2003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时，在成都一家宾馆遇见了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的游客。他第一次来中国旅游，从事汽车维修工作。有一天早上与他闲聊时，他嗟叹地说如果某一天每个中国人都有汽车，那其排气的废气将会有多大！当时我心里想这是遥远的事情，但中国变化的速度却超过了我的想象力。　　自从2006年在北京大学读MBA，我开始接触更多方面的中国，增加了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就我所知，中国是过去的10年当中变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在韩国，除了街头小巷商店的小小变化以外，哪怕是在首尔，我很少看到什么标志性的变化，而中国却不一样。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变化是最快的。碰巧的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两年里我住在北京，在上海世博会的前两年里我住在上海。这让我亲眼目睹这两座城市的“大整容”。两座城市的准备过程类似，除了建设场馆和园区外，最主要任务是修路、造地铁。这也给住民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两座城市都借此大大增加了地铁的覆盖率，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谈到中国时，总是避免不了人口的问题。我与中国朋友交谈时，听说最多的一句就是“中国人太多”，很多带着略不满的语气。但人口多也是好处，中国先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已经形成了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前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近五成，高达1364万辆，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我从北大毕业时发现稍微有经验的中国同学都很容易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这让我很羡慕他们。韩国人口不到5000万名，加上已经过了经济增长快速时期，很多产业进入了饱和阶段，所以在韩国无论找工作、创业都没有中国容易。　　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几个月前，我跟一个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上海人聊天，他毕业后想去欧美继续学习美学。交谈时，我无意中问到：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最大差别是什么？他的回答却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赴港后发现香港是很有等级体系的（hierarchical）社会。香港多年受英国的影响确实有不少等级体系的成分，但我此时恰好解开了我心中对中国的一个疑问。　　我在中国最大感受之一是中国人交流时没有像韩国人那样被年龄束缚，大家都很自由地交流。韩国人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视对方的年龄，还是讲究长幼有序。可以说韩国人过分地看重年纪的大小，但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的情况反而不一样。　　听到“香港是很有等级体系的社会”这句话后，我反过来想到中国大陆是没有等级体系的社会。因为，新中国经历了文革后，包括孔孟之道在内的许多传统思想都遭到了破坏。　　任何社会乃至国家不会完全没有等级制度。中国大陆新的等级制度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又开始形成的，所以她没有香港那么明显的等级观点。另外，大陆没有与等级制度对应的价值观，因为每个等级制度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　　想到这一点，我豁然开朗了我的疑问。我之前想不通当下的中国为什么拜金主义这么蔓延，仿佛金钱是唯一有价值的目标。我以为这是因为没有信仰造成的，因为韩国人要么信基督教，要么信佛教，很多人有自己的信仰，所以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似乎更均衡。而我与日本朋友交谈时，她否定了我的观点，她说只有少数日本人信仰宗教，但拜金主义氛围也没有中国这么浓厚。所以，我认为是否有信仰也不是关键因素。　　在我看来，这是价值观真空期导致的结果，因为中国正处于传统思想遭破坏后在寻找并形成新的价值观的时期。这时，恰恰给拜金主义钻了空子，逐渐成为在社会蔓延的价值观。
　　就发展而言，中国已经到了由实现量变到追求质变的重大时期。为了未来的健康发展，中国迫切地需要重建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否则的话，继富二代，官二代后，更多二代会出现。
作者：金宰贤
毕业于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中文系，自2003年起在华工作，曾在北京大学读MBA，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